念与制度的重大挑战。而这两点明显是效仿西方。*方面的变革主张更加令人耳目一新，“定分职任事之法”和“饬令部臣编定则例”，要求仿照科层制改变人事制度；裁省京外闲署，增设学、商、农、矿等部，变通外省及州县旧制，则涉及变更行政体制；而对西方议院制度毫不掩饰的称赞，强调“议政”与“行政”分离的意义，并许为“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的“最为除壅蔽良法”，则触及*体制改革的根本。海外维新人士很快注意到了这份内容大胆独特的奏章，保皇会的罗璪云“从港报得读宪台条陈新政奏稿”，称赞陶模道：“深叹老成谋国，变法有方。即此一折，已超出寻常俗吏万万也。海外闻风，欣喜无量……咸谓国势虽微，而更化有人。”（注：罗璪云：《上粤督陶方帅书》，《清议报》第93册（1901年10月3日）。）
新政初期陶模建言的上佳表现，乍看有些出人意外，仔细追究，还是渊源可溯。陶模任职西北期间，虽然“风气蔽塞，财政困难，欲兴利除害，动多棘手”（注：《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3册。），仍力图有所作为，尤其是对于各项趋新事业，一直关怀备至，并因此而与各地维新人士结缘。如陈伯润“能造算学仪器、比例规、钢笔、象限仪等十数具。前在陕，曾奉陶子方命，造数百副颁行州县，云其价甚廉，极便学者”，梁启超也想筹款请其试造。（注：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57页。）邹代钧在湖北编制中国地图，蒙陶模先后将甘肃、新疆、陕西等省新图详本寄来，为此，邹请汪康年“为我登报，以表其扶植绝学之盛心，并可广招别省之图”。不久，邹代钧因制图一事与张之洞意见分歧，表示要辞馆“遍走四方，以求有力之人成此举耳。”其心目中的有力趋新之人，即为陶模、刘坤一等。（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46、2786页。）“（陶）模督陕甘数年，锐欲开矿制械，兴学广教，皆以用不足，不能尽举，累书乞罢。”（注：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47，列传234，中华书局，1998年，第3206页。）庚子陶模入京，去向未定，汪康年、邹代钧等人十分关注其动向（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第2791-2794页。）。粤督任上，陶模给人以开明形象，“为官吏中之头脑稍新者”（注：陈春生：《陈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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