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自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化以来，在中国改革问题上，*精英与知识精英中，也同样存在着日益的*观念与*选择上的分化与对立。以中国面临严重的危机作为大幅度急剧变革的理由的人们，构成激进的变革派。后一种人则成为变革中的保守派或渐进派。前者以“危机论”作为依据与立论基础，后者以“条件论”作为依据与立论基础。 

在戊戌变法时期，“重症效应”引发的*选择的两极化已经初见端倪。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派就是以“救火追亡，犹恐不及”的“危机论”，作为“不变则亡，小变亦亡，大变则强”的立论根据的。而反对康梁变法的相当一部分人士，并非反对变法本身，而是认为中国的现实条件，并不能承受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的改革。 

从自1905年到1911年的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在清朝*体制内部，在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以及在立宪派内部的激进派与缓进派之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论争和思想冲突，分歧双方所凭依的理由，已经不是列祖列宗的古训或传统的教义信仰，而是现实的危机所引起的*选择上的两难性。这种两难性恰如医生对于重症病人所面临的两难性一样。 

可以说，在中国由于民族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的情况下，以危机论为基础的激进改革派与以条件论为基础的渐进派或守成派的分岐与*冲突，自二十世纪初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的核心问题。 

与环绕意识形态的理念与价值信仰而形成的激进与保守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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