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专制*”，而决不是“民权*”。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立宪的例证。陆氏还认为，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还认为，普鲁士与日本的立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而是“乘战胜之余威，实非通行之定制”。
二“立宪救国论”与“立宪危机论”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中国能否承受立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立宪派显然认为，在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社会各阶层的*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
例如，考察宪政大臣达寿认为，处于一个国际竞争的时代，一国的国民是否有竞争力是至为关键的，立宪制度下的人民之所以有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乃是因为，一方面他们对国家负有纳税、当兵的义务，另一方面又从国家获得参政的权利。这样，就会形成上下共谋，朝野一气，一休一戚，无不相关，在君主与民众之间，形成家人父子一般的相互关系。这样，一国的战斗、财富、文化教育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反之，如果不立宪，国民受拘束，不能自谋其发达，而国民之不发达，又使其没有竞争力，因而也无法立足于国际竞争之场。达寿以普鲁士、奥地利、日本为例来说明“非立宪而谋国民之发达，则不足以图自存”
与此相反，立宪缓行派则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实行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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