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条件，均与立宪各国的程度相距甚远。他们也注意到，单纯从西方宪政制度在西方显示出来的效能这一点，来决定中国要采取宪政，而不注意到推行宪政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实际上是缘木求鱼。他们同时还指出，日本的立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西方意义上的分权为基础的宪政，而是以“立宪”为*象征外壳的开明专制*，他们认为，立宪派错误地从日本“集权化”的“立宪”的假象中，得出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分权式立宪的必要性的结论，实际上是南辕北辙。此外，他们还充分注意到后发展国家为了应对危机与现代化经济发展，中央权力的集中，要比简单地分权更为重要。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情况下推行开明专制，对于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更为合符实际。中国应该采取开明专制来实现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最需要的*整合，等等。
另一方面，人们也同样发现，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的*动员，在振作精神方面却起到其他*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这就使当时多数士绅官僚倾向于求助于源自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而不是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
然而，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参与引发的*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矛盾：清末新政的立宪之争体现的就是这种深刻的两难矛盾。这种两难困境导致清末现代化处于进退失据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尽管如此，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宪*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制度决定论思潮的朴素认识，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忽视了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世中国人在采取源于西方的宪政制度作为新的*选择基础时，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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