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针对少数立宪派先以教育或地方自治作为提高国民程度手段的主张，“国民立宪”论者则从“国权”立论，认为以中国所居国际地位，改革必须首先加强国权，“国家全局之行政，凡所为赖以巩固吾国权”(《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第878页。)，争国权，要有责任政府，而要设立责任政府，必先设立民选议院。

　　再次，“国民程度”与共和、君宪道路问题。对此，杨度看得很清楚：“但以人民程度为言，则余以为苟可以行君主立宪之人民，即可以行民主立宪之人民”。但他笔锋一转，“盖余以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无可分之高下，惟各据其国之情势而定之”。杨度认为，中国五个民族程度不等，“满蒙回藏人之文化，不能骤等于汉人”，“汉人之兵力，不能骤及于蒙回藏人”(《杨度集》，第210—211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君主立宪，才能免于内部各族之纷争。由于出发点是“国民立宪”，杨度不能不看到，就民权而言，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有同一性，但“避免革命”的心理，使他对各民族程度不等的分析又不免失之武断。他实质是回避了辛丑条约签订后，随着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国内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与清朝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的事实。因此，立宪派同样没有全面认识中国的国情，他们的“国民立宪”在一定程度上只能成为一厢情愿的美好理想。

　　立宪派提出了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程度，塑造“立宪国民精神”问题，但在中国面临民族救亡的历史背景下，立宪派人把国民精神的塑造更多地直接与立宪的*目标相联系。国民的普及教育可等到国会建立，立宪实现后进行，而*教育、特别是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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