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各种社会改革思潮中，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方案比，立宪派的“国民立宪”是一种和平的保守的改革方案，但是与维新派比，与立宪派内部的少数缓进主张比，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主张比，国民立宪又是一种激进的改革方案。就一般情况而言，统治者的赞同往往是和平改革能否成功的重要条件。而“国民立宪”与清政府“预备立宪”在君权、民权问题上的本质差别，决定国民立宪除了走上与清政府决裂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成功。同时我们也应指出，立宪派虽大张旗鼓地鼓吹“国民立宪”，掀起国会请愿运动，但他们的着眼点只在使自己更快地参与并掌握政权。他们虽一再宣示：“国民为构成国家之分子”，力图使国民包括人民全体，但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国民为集合体，但有少数即可代表多数”(《牖报》，第四号第8页。)。他们希望实现代议*，同时又明确主张以一定财产、纳税额和教育作为“选举之要件”(《国会与两大问题》，《中国新报》第七号第62页。)，以“制限选举”方式排斥下层群众及广大妇女。革命派批评说：“以今日之提倡立宪，要求国会者，皆利用国民者也，非代表国民者也”(《国会问题之真相》，《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第456页。)，这是一针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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