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有同西方相对平等交往、缩小同西方列强差距的机会。二来通过开关，与西方进行贸易和各种接触，扩大交往，并通过谈判，使问题的解决尽可能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也并非完全没有一点可能。而且开关后，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和扩大，中国还可能会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新的条件，出现一些新的连自己都难以意料的变化。事实上，清朝统治者也只有在与西方的接触和了解包括文化的交流之中，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弱点，从而找到对付列强的有效办法。
最近，国内也有学者对“失去机会”说予以质疑的。他们认为持“失去机会”说者之所以有此“误解”，原因是基于一个“过高估计”和一个“过低估计”：一是过高估计了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二是过低估计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侵华野心。认为“在明清两朝，中国的门户一旦开放，接踵而至的就是西方更大规模的侵略”[35]。不过，论者对此看法，似乎尚未能作出正面的有力的说明。我以为，“失去机会”说还是有其道理的。但这里所提到的“机会”，主要是指清政府面对新的挑战，没有能作出我前面所谈到的那种积极回应，而不是简单地指禁绝基督教和拒绝英国使团的各种要求(包括无理要求)本身。经历过或了解中国加入WTO曲折谈判的中国人，也许对此能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清廷实行闭关的政策，无疑存在着多方面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它既与最高统治者乾隆等“持盈保泰”、维持现状的心态有关，也与满族最高统治者恐惧汉人扩大与西人接触后会危及清朝统治的狭隘心理有关(此种治理多数民族的满族统治者狭隘、微妙敏感的*心态，到晚清时仍然对抵抗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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