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洪秀全与《劝世良言》的关系中，很多论著没有说及梁发对《圣经》引文的注释和议论怎样影响了洪秀全对基督教圣经的认知定势。按基督教教义，《圣经》是至尊和不可改易的，但洪秀全所看到的《劝世良言》，却有占全书五分之四篇幅是梁发个人的说教，其中包括对经文的注释，对《圣经》篇章全旨的阐发，对宗教神话的描述和意义引申〔3〕。对于一个从未读过《圣经》译本、 不知基督教为何物的受宣者，《劝世良言》作为他最初获得神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势必会产生可以用自己的认识和感知来解释经文的错觉。心理学有第一印象对人的认知形成至关重要的说法，那末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得到的这种第一印象必定十分深刻，以致他于1846年在罗孝全处学道并读到新的《圣经》全译本后，仍时时用自己病中的幻象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使得罗孝全“莫明其妙”，弄不明白“其究从何处而得此中意见”〔4〕。 明白了《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这一层影响，就能解释他缘何会在《二训一歌》中既用儒学知识解释基督教教义、宣扬独尊皇上帝，又以传说中的阎罗妖作为邪神偶像、妖魔鬼卒的总代表〔5〕； 更可理解他之所以在《旧约》和《钦定前遗诏圣书》中对《圣经》作大量眉批的原因〔6〕。 

这样看来，《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影响有二：一是确立了宗教信仰，皈依了上帝；二是使他产生了可以用自己的理解解释《圣经》的错觉，并日益形成思维定势〔7〕。 前者原是梁发写作《劝世良言》的本意，基督教多了一名信徒；后者虽为梁发始料不及，但却是他的蹩脚作品产生蹩脚效应的实例。 

二 

洪秀全在18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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