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王案”以后洪秀全才有利用宗教进行造反的思想和计划，前提是逼上梁山，不如此不足以求生存，也不足以达到传道救世的目的。 

所谓逼上梁山，是指当时广西阶级斗争形势尖锐化，迫使上帝会众采取自我保护的办法免于被地主团练、封建官府各个消灭。其中有两股*势力对上帝会冲击最大，一是地主团练及土豪劣绅对拜上帝会众的仇视、诬陷〔31〕；一是天地会散股投奔或归附上帝会〔32〕。这两股势力的冲击，客观上把上帝会推向阶级对抗的前沿。既要生存又要面临叛逆朝廷的现实；既想合法传道又面对被诬陷取缔的威胁。洪秀全在两难中毅然抉择：以造反求生存，以打出一个新天地传播上帝的真道〔33〕，从1849年起他开始与上帝会的骨干密谋共图大业了。所以洪的造反既有世俗的又有宗教的双重目的。从他当时和以后的表现来分析，与其说世俗的*目标起支配地位，不如说世俗目标从属于宗教的拯救世人更符合实际〔34〕。从1847年洪秀全第二次入桂后，他已经被上帝会众奉为精神领袖了；他自己也以精神的而非世俗的领袖自居。很多研究者因他发动了反清起义而只强调洪的革命思想及作为世俗领袖的才具，忽视了他思想深处宗教狂热的事实。 

应该指出，迫使洪秀全从传道的宗教活动向造反起义的*斗争转变的因素中，除了上述形势的逼迫外，上帝会骨干的促进也是重要的。其中起主谋作用的应是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三人，附义者则有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冯云山是“王案”中的受难者，1848年出狱后又与洪秀全在广东面晤过。李秀成说“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谅非虚语。杨秀清以天父附身，萧朝贵以天兄附身，主要不是攘夺洪秀全精神领袖的地位，而是借天父、天兄挟制洪秀全作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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