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共分十二章，侧重论述曾国藩的事功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他认为曾国藩的一生事功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和“艰难困苦的环境”磨炼而出。此外，王德亮和李鼎芳则从不同的角度称颂曾国藩，认为曾氏“有功于国家民族”，他的“人格”、“学识”、“勋业”“历万古而常新”（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曾国藩的“才能足以服人”，“道德足以感人”，“令名足以信人”，“性情足以近人”（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在他们的眼中，曾国藩“不失为古今完人之一”，“允堪为国人效法者”（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何贻焜所著《曾国藩评传》，更把曾氏抬到了吓人的高度，他在全书的结尾时说：“曾公于义理、词章、考据三者既有相当之造诣，于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亦有良好之表现，求之古今中外，均难其选，故曾公不仅为清代中兴之人物，抑且为世界史上有声有色之人物。”由于当权者的倡导，曾国藩被捧为青年学习的楷模。陈清初所著的《曾涤生之自我教育》小册子曾以《革命青年丛书》之一出版，广为散发。陈清初认为，“曾涤生生于半耕半读之家，与国人一般环境正同”，而且，曾国藩属于中等才智，他之所以能“特立独行，自拔于流俗，其志坚，其心苦，其成就惊世骇俗”，就是因为他“能一意师心，痛切反省，以倔强之态度，拼命自强”，因而他的“事业”应归于自我教育。陈著还把曾国藩的“自我修养”归纳为“养生”，“持身”、“为学”、“省克”、“治世”等五个方面，把曾国藩有关这五个方面的语录作为座右铭，号召广大青年象曾国藩那样进行自我“修养”、“立身行事”，“必能无往不宜也”。不言而喻，造成这类著作犹如汗牛充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当权人物出于某种*需要大力倡导的结果，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畸形产物。
针对反动派把曾国藩“推崇为‘圣人’，以为*青年，欺骗群众的偶象”，并“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这一事实，“为了澄清当时一些人的混乱思想”（范文澜：《九版说明》《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同志于1944年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系统而详尽地阐述了曾国藩的历史，他认为，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并分析了在曾国藩研究的问题上，造成*观点“一边倒”的终极原因，不是别的，而恰恰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有意混淆视听，把“这些本来都是公开的在当时妇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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