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知的事实”，“隐蔽起来，无耻地捏造另外一套‘历史’，竟然把曾国藩说成‘圣贤’了。”范文澜同志进一步指出：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屠杀中国人民的汪精卫、蒋介石之流和历史上的曾国藩都是“一模一样的人物”，“他们不也在装模作样要群众承认他们是‘圣贤’吗？客观事实对他们总是那么不幸，他们满以为‘圣贤’可以掩盖些自己的嘴脸，结果恰恰相反，人们看到他们的‘圣贤’，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嘴脸。”（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中国近代史》上册附录）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揭露当权人物的卑劣伎俩，唤醒人民群众的觉悟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这是解放前在曾国藩的研究方面为数不多的见解。
建国初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的基本特征是对曾国藩全盘否定。但是，这一阶段又以1957年为标志，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前期，以范文澜同志所著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为代表作，这篇文章作为范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的附录连续多次再版，文中的基本观点（除效忠清廷被称为汉奸这一点而外）几乎为绝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和读者所接受，研究曾国藩的大部头专著虽然由于史学领域尚处于开创性阶段还没有来得及问世，但是有关论著涉及曾国藩的评价的内容似乎不算太少，其基本观点与范文澜同志所持观点差不多，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1957年以后，由于极左思潮开始抬头，出现了两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要么是把曾国藩的研究视为“禁区”，为避免*上不必要的麻烦，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史学界同人对曾国藩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有关学术文章寥若晨星；要么是以*运动代替学术研究，大搞影射史学，随着*运动的日益频繁，在“立足于批”的思想指导下，对曾国藩的批判也愈益升级，人们只要留心查阅一下这一时期的批判文章，特别是1974前后，几乎多得惊人，这显然是为了配合“批林批孔”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把批判孔子、批判曾国藩替代了批判林彪，而且，在批判曾国藩的同时，连同他的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份，也统统不加分析地倒进了垃圾堆。我们认为，在学术领域，不应该设置什么“禁区”，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整个学术领域的萧条，正如日本学者野泽丰先生最近在关于史学研究方法的一次讲演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在中国*党的领导下，打垮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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