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能力研究和解决各种学术问题，欢迎各种学术思想、学术流派自由开展讨论，在历史研究领域，不需要、也不应该设置什么‘禁区’。”当然，我们提倡学术研究要讲究社会效果，但是，这与“四人帮”所搞的“影射史学”、歪曲历史事实的作法却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必然会不得民心，造成极坏的影响，也同样会带来学术领域的萧条，上述两种作法都是不足取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的恢复和发扬以及双百方针的继续贯彻，曾国藩的研究才步入正常的轨道，这是曾国藩研究的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主张对曾国藩采 取分析的态度，既反对全盘肯定，也不同意全部否定，因为“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冬青《曾国藩的一生》《山东大学报》1983年第1期）。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报刊杂志已发表有关曾国藩研究的论文达五十余篇，还出版了卞哲著的《曾国藩》和朱东安著的《曾国藩传》等专著，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曾国藩这一历史人物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有论者提出，对于曾国藩也是可以分析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如何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即使象梯也尔那样*上反动的人物，马克思并不因此抹煞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即使象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那样的人物，列宁把他们的前期和后期分开加以评价。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无疑为我们评价曾国藩“提供了借鉴”（张跃铭：《论曾国藩的人才观》《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待历史人物可以分阶段进行评价这一原理出发，开始注意探讨曾国藩早年的的*思想和活动，把曾国藩一生六十一年分为两个时期，即以1811年到1852年为前期，以1853年到1872年为后期，前期几占曾国藩一生的三分之二时间，主要从事科考，究心学问。虽他走着一条曲折钻营功名的道路，但并没有条件做太多危害国家、民族和人民之事，特别是曾做京官的十余年间，他目睹官场腐败，而痛恨刺骨，甚至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