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曾国藩虽然强调义理之学的重要性，但明确地把“经世之学”纳入了理学范畴，这比起那班一味主静的理学家来，不能不是一种变化。卞哲同志认为：注重“经济”之学，正是他关心国家的一种反映，因为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一齐袭来，清王朝危机四伏，魏源、包世臣等人要求改革的声音相继响起。关心国事的曾国藩，对此时代的巨变不能不有所感触。当然，他要“经”的，是清朝之邦；所要“济”的，是地方阶级之世。把经济之学，纳入理学范畴，是曾国藩理学的一个时代特点。（参见卞哲：《曾国藩》）

　　（四）曾国藩从理学的“复性说”出发，认为《大学》所列八条目，重点是“格物”和“诚意”，这是复性的根本途径。“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而在致知、力行二者之间，曾国藩又特别强调力行。他认为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行行之，且常常行之”，并注重实效。由此，他很反对王守仁“即知即行”的“知行合一”说，同时也批评了陆九渊的只是强调“先立其大”，他特别重视在小事上“实用其力”的修养磨炼功夫，张锡勤同志认为，“曾国藩强调力行，是为了反对当时士大夫知而不行、言行脱节的‘浮伪之习’的恶劣作风，以厉行来强化封建道德修养。”（《曾国藩思想简论》）应该说，曾国藩强调力行，对于整顿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挽救本阶级堕落，协调本阶级的内部矛盾，谋求本阶级的“自强”，并不是没有起过作用的。

　　二、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首创者之一，曾主持洋务新政十年。在此期间，洋务新政不仅初具规模，也在设厂制造、培养人才、创建水师、对外交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后来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在曾国藩确定的方针下继续进行下去的。曾国藩的洋务思想和洋务活动，就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办军事工业；二是关于办外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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