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家告养”，“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颇有怀才不遇之叹，对封建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是看不惯的。他曾向咸丰皇帝先后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大胆直言民间疾苦和用人弊端，上书皇帝“作育人才”，这些作法是“很有胆量和见识的”（张跃铭：《论曾国藩的人才观》）。这种看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是可取的。还有的论者著文认为，即使是曾国藩的后期，他的哲学思想、洋务思想的洋务活动、文学理论、人才理论等等也还有某些合理成分，对后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此外，《求索》杂志还开辟了“曾国藩研究”专栏，岳麓书社拟出版《曾国藩全集》，现《曾国藩全集·家书》一、二卷已经出齐。这都为进一步研究曾国藩创造了条件。总之，从最近几年的研究现状分析，曾国藩的研究领域已经从纵、横两个方面扩展开来，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反映出史学工作者一旦摆脱“左”的思想影响，在广阔的学术园地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怎样充满生机的景象。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研究曾国藩的论著涉及的范围极广，而且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有争议问题例如洋务运动等等相联系，因而显得纷繁复杂，兹择其要者评述如下：
一、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曾国藩是近代“理学名儒”，从进士及第到组织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反动武装期间，他完全究心于宋明理学。作为封建末世的理学家，曾国藩只是勉强守住理学的藩篱，他并没有系统的理学著作，只能算是一个抱残守阙者。但这样说，并不是说曾国藩的理学完全只是前儒学说的复写，他的理学也有其不同于前儒的内容和特点。他并不象那些狭隘迂腐的封建陋儒，食古而不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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