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沁水县丁酉科拔贡延嵩寿提出两项方法：(1)请总理衙门将各国历年所订条约，编 为成书，刊行天下，并在各处教堂门首，用汉字大书某国教堂，使民周知，不至于怒甲 迁乙，酿成巨案。“编书”是为了让普通百姓了解条约的规定；书明“某国教堂”，是 防止百姓“与日失和，衅及德人，与德失和，衅及法人”。(2)变通总理衙门制度。由 皇帝选用京官中有胆识者，大省12人，中省9人，小省6人，为议政员，以助总署之势。 如某省有教案，先交某省之员，秉公会议，下情得以上达，各国也不能格外要求。(注 ：延嵩寿条陈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2/12。原折日期仅注 为“七月”。又据《随手档》、《上谕档》，该条陈于七月二十四日由都察院代奏，二 十六日奉旨“存”，并送慈禧太后。)延嵩寿出自底层，其方法很具有直接性，尤其是 第二项，让京官出任办理与各国交涉教案的专员，似也可减少总理衙门的太多事务。然 而，让非外交官来办理如此棘手的外交，其效果还不能预测，也与当时的各国外交程式 不合。 

直隶顺天府大兴县生员杨赞清上书中称：阅览各国史书，追溯其设教由来，发现其中 具有深意。“欧洲地处乾方，于行为金，其人民性情兀鸷强悍”，“设教以为收摄人心 之计，又推广敬天、爱民、忠君、保国、赏善、罚恶诸教规，以涵濡薰陶于其民”。他 认为，西教可与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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