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编修宗室宝熙地位要更高一些。他在条陈中称：“窃观近来肇衅之故，乃不在 传教之西士，而多在入教之莠民。”教民持教堂为护符，以势陵人，作恶甚多，而官吏 怵于教案，变而怵于教民，隐忍相安，致使教民之焰日炽。而宝熙的方案是： 

伏查同治九年，总署与各国使臣商办传教章程八条，其第六条所载，各国须将中国习 教之人，一一胪列姓名、籍贯、年貌、三代、生业，随时造送各领事，就近转送各州县 ，以备无事稽考，有事保护一节，实为当务之急。惜前届换约时，未闻附载。宜即以此 专条商之。 

宝熙的办法是将教民专门编籍。案同治九年即1870年，由于天津教案，总理衙门可能 有与各国使节商议之事，现今我还未找到相应的档案，不知宝熙所据为何?将教民专门 编籍，须由各教堂进行，总理衙门也须为此与各国交涉。宝熙称此策为“阳托保护之名 ，阴收稽核之效”；并称其看到沪报称，江西教士将不法教民革除，并请地方官出示， 严禁无赖莠民冒充教民。(注：宝熙条陈见《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25—129页。原 折日期为八月初一日。据《随手档》、翰林院代奏原折，该条陈于次日由翰林院代奏。 )然而，宝熙并不知道，按照教义，教民的身份是不确定的，所去的教堂也不固定，编 籍本身是一件很困难之事，更何况各国政府也无法代为本国的教士来答应此事。退一步 说，即便是编籍成功，也只能防止莠民冒充教民，对于缺乏相应法律知识的地方官来说 ，正式编籍的教民很可能成为他们不敢碰不敢管的“化外之民”。 

刑部学习主事张宝琛也主张编教籍。他的看法与宝熙相同，认为今日教案多由中国莠 民倚教为护符，作奸犯科而起，欲保全中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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