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上，每当社会危机严重，险象环生的时刻，便会涌现出一批生机勃勃的改革家，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安危，痛斥旧秩序的弊端，为新制度的建立奔走呼号。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正是在“分割已至，亡国在即”的危迫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

　　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正在掀起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眈”，(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一个个穷凶极恶，张牙舞爪。康有为描绘说：“其始壮夫，动其食指，其后老稚，亦分杯羹”，“如蚁慕膻，闻气并至”，(《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偌大一个中国，大有不可招架之势。正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清廷当权的守旧势力对维新派稍作让步，允许光绪皇帝与康有为接近，总理衙门可以代递维新派的条陈。

　　维新派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在京师四处鼓动，为变法大造舆论。他们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上书求变法于上”，另一方面“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通过总理衙门在短短三个月中，向清廷递上了《统筹全局折》等五个条陈，声泪俱下地劝光绪帝以“雷霆霹雳之气”，成造顶天立地之功。他在进呈《日本变政考》一书时告诉皇帝说：“窃闻皇上临轩忧叹顿足，枢轴诸臣流涕被面”，所以造成此种危局的原因，不在于强敌之欺横，也不在于无兵无炮，而在于“高卧晏安”，苟且度日，不肯破除旧例，不肯进行变法。他认为，方今事势之急，间不容发，如不尽快更张旧法，与民更始，则诒吴之祸立见，分晋之事即来。康有为进呈的书籍及奏章，“披沥肝胆，竭尽诚愫”，(《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痛陈了改革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广泛地接触各级京官及具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动员他们奋起投入改革者的行列，并办成了两件大事：其一，组织了保国会及许多外围组织，如保浙会，保川会等等。这些学会以保国、保教、保种为宗旨，研讨西学，开通风气，使变法理论更加普及。其二，以德国士兵侵侮山东即墨县孔庙为契机，发动了有两千多人次参加的第二次公车上书高潮。举人们既以列强的肆意欺侮而深感痛心疾首，又以国势不振而产生愤激图强的决心。维新派的上述活动，对于启发士大夫的觉悟，使之增强民族危亡的迫切感，及促进改革高潮的到来，起到了不小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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