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对旧法疾恶如仇，他们的口号是“其法弥弊，则其变弥不可缓，”(《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27页)尽管困难重重，亦在所不计。康有为对召开制度局所抱态度，很能说明问题。他深知顽固派坚决反对，却仍不放弃这个奋斗目标。因制度局不开，其他一切措施均是“零星散杂”，“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康南海自编年谱》)故他殚思竭虑，争取尽快开之。他先后代替李端棻、徐致靖、宋伯鲁、王照代拟过奏章，并不断地变换机构的名称，忽而称之为议政处，忽而称之为立法院。直至七月二十八日，顽固派已经磨刀霍霍了，他还建议开设懋勤殿，并引经据典，声称“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故事”，并“捧出三朝圣训”，企图以此说服慈禧。但是，何谓懋勤殿，一看他们的奏章便一目了然，原来这个机构同样是“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这和制度局毫无二致，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顽固派当然不会允诺。制度局的设立关系到中央机构的变更，其结果将会使政权落到维新派手中，“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戊戌变法》第1册363页)事关身家性命，守旧势力丝毫不会妥协。
百日维新的实践证明：如果说改革派提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诸如劝励工艺，奖募创新，武科改制、兴办铁路矿务等等，守旧势力尚能容忍的话，那么*方面的改革则要艰难得多。这是因为顽固派的“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102页)维新派在*方面要求设立制度局，成立立法院等等，都直接涉及到给顽固派直接带来利益的“社会所创造的条件”及其“所提供的手段”的变更，因此遭到了他们的极力反对。
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
百日维新是在咒骂声中前进的。从中央到地方，守旧势力盘根错节，是改革派无法与之抗衡的。在反对变法的官僚中间，有些人从*派别来说，是死心踏地地站在维新派的对立面的，如荣禄、刚毅等人就是如此；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由于思想认识方面的原因，对新法不理解，看不惯，因此起来反对改革。当时的知识阶层，绝大部分都是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从科举起家的。这种教育只能使受教育者虚掷光阴，闭塞聪明，只能使人“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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