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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前后的开新与守旧之争

时间:2007-3-9 17:37:57  来源:不详
番五次地上书,本来是企图以“民权若兴,大乱必作,君权将替”的危局来讽劝光绪帝,不要采纳维新派的主张,但是适得其反。光绪曾明确表示:“你们嫌我讲西法,我将要改变西法,汝等其奈我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这种明确的表态,使守旧派十分恼火。

  其三,要不要御门誓众,与民更始。

  改革必须要有声势,必须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明白趋向,知道是非。尤其是在守旧势力盈廷的情况下,朝廷的一切举措,拘文牵例,率由旧章,更应该由皇帝出面,大召百僚,旗帜鲜明地宣布变法。因此,康有为在正月所上第六书中,认为皇上应办之事有三条,第一条就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之后,康有为又再次建议皇上“大誓群臣,与民更始,去束缚拘牵之例,改上下隔绝之礼”,康有为认为,这才是“救急之方,保国之策,”舍此而言变法图存,“犹却行而求及前,”是万万不可能的。(《杰士上书汇录》(内府抄本))进入戊戌四月之后,康有为更加急迫地要求皇帝明定国是,御史杨深秀上书,要求皇上“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他指出:“开新者通达中外,其人本寡,其势甚孤;守旧者承袭旧习,其人极多,其势甚大”,因此,新政诏书屡颁,而守旧派置若罔闻,“或阁而不宣,或宣而不行,则以国是未定,赏罚未明故也。”(《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3页)另一位倾向于维新派的翰林院官员徐致靖说的更加直截了当。他认为:“皇上如谓今时之政,仍当循旧,则宜将一切总署、使臣、学堂……尽罢废之,明谕内外臣工,恪守旧章……有开新为说者罪无赦。若皇上审敌量时,以为必当变法,亦请特颁明诏。””维新派认为,只有雷厉风行,国是画一,改革才能冲破阻力,顺利进行。

  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对于维新派的建议,守旧势力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时朝廷内部并不存在要不要改革的争论。庆亲王奕劻和管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于戊戌六月初十日分别向光绪帝呈递了一个说片,很能代表守旧势力当时的观点。奕劻在说片中称:“仓场侍郎李端棻所奏四条,第一条请皇上晓谕群臣,以息争论。奴才见近来时事艰难,凡大小臣工,以国事为心者,无不愿中国之自强,其愚无识者,道听途说,亦无关国是,则争论之说可勿虑。惟其言变法则云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窃思祖宗成法俱在,果实力奉行,自能日有起色……且以中国四千年之习尚,四百兆人之心思,而骤欲大变而急变之,王道无近功,恐操切非所以治天下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奕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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