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关于公车上书之经过以及帝党官僚所起作用。

　　康、梁等人对于公车上书的经过叙述，与史实颇有出入。尤其是对于帝党官僚文廷式等人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没有涉及。

　　如《康南海自编年谱》云：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

　　而光绪二十一年五月朔，泸上衷时老人未还氏所作《公车上书记序》则称：

　　“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既画押，电至京师，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争论。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莫如公车上书一事。初则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人（按，应为八十一人），湖南举人任锡纯、文俊铎、谭绍裳各联名数十，首诣察院，呈请代奏。而福建、四川、江西、贵州诸省继之，既而江苏、湖北、陕甘、广西诸省继之，又既而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云南诸省继之，盖自三月二十八、三十、四月初二、初四、初六等日，（都察院双日堂期），察院门外车马阗溢，冠衽杂□，言论滂积者，殆无虚晷焉。”(《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

　　据清宫档案记载，都察院在收到各省举人条陈后，并未及时上之于朝廷。直到四月初四日，才递上户部主事叶题雁等人联名条陈(该条陈已收入《中日战争》，第四册，第27页。)。四月初六日，始将湖南举人文俊铎、举人谭绍裳、奉天举人春生、四川举人林朝圻、广东举人梁启超、湖南举人任锡纯、江苏举人顾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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