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自李鸿章与倭奴立约以来，中外嚣然，台民变起，道路惊惶，转相告语，于是京外臣工，以及草茅新进，相率至臣署请为代递呈词。此皆我国家深仁厚泽，沦浃寰区，凡有血气之伦，无不竭其耿耿愚忱以奔告于君父。凡所谓割地，则自弃堂奥，偿款则徒□盗粮，弱我国势，散我人心，夺我利权，蹙我生计……顾既知其害，亟宜思挽回之术，补救之方。”他们所筹措的补救办法分别为，申明公法另外商议；借助邻国，固结台民，请交廷议，激励将士。他们认为，只要皇上“申明赏罚，悬不次之赏，严退后之诛，人人思奋，敌忾同仇”，必能重操胜算(《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等条陈六事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3页。)。

　　由此折不难看出，都察院堂官已深受举人们影响，反对割弃台湾，主张暂缓签约。如果四月初八日康有为将《公车上车》呈上，他们是不会采取“拒不代呈”的态度的。而且，康有为予公车上书后不久，又于五月初六日到都察院呈递《上清帝第三书》。第三书内容与《公车上书》有许多雷同处。用维新派自己的话说，是“取公车联衔之书，乙其下篇言变法者，加以引申，并详及用人行政之本，复为一书。”(《南海先生四上书记》附除勤《杂记》。)如果第二书确实曾经在都察院呈递，而遭拒绝，那么，康有为的第三书似乎不会“仍以拒和论而增末节”(《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1页。)，再去都察院碰钉子。由此亦可断定，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并未向都察院呈递。

　　其三，《公车上书》未能向都察院递呈之原因。

　　徐勤在《四上书记》所附《杂记》中，对于此书未能递呈察院，有较详尽的记载：

　　“先生于是集十八省公车千三百人于松筠庵（杨椒山先生故宅），拟上一公呈，请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盖以非迁都不能拒和，非变法无以立国也。属草既定，将以初十日就都察院递之，执政主和者恐人心汹汹，将挠和局，遂阴布私人入松筠以惑众志，又编贴匿贴帖人联衔，尚惧事达天听，于己不便，遂于初八日趣将和约盖用御宝。同人以成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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