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所作《公车上书记序》，对此事亦有所记述：“各公车再联十八省同上一书。广东举人康长素者，素有时名，尝以著书被谤议于时，主其事，草疏万八千余字，集众千三百余人，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文既脱稿，乃在宣武城松筠庵之谏草堂传观会议……是夕（按，指初八日晚）议者既散归，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又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此事若先数日为之，则必能上达圣听。”(《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序》。)

　　可见，在公车上书草就后，康有为等人原拟于四月初十日上呈都察院，由于主和者阻挠作梗，危言恫吓，于是群议焕散。康有为自己也说：“先是公车联章，孙毓汶已忌之，至此千余人之大举，尤为国朝所无。闽人编修黄□曾者，孙之心腹也。初六七连日大集，初七夕，黄夜遍投各会馆，阻挠此举，妄造非言恐吓，诸士多有震动者。至初八日，则街上遍贴飞书，诬攻无所不至，诸孝廉遂多退缩，甚且有请除名者。”(《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四期，第130页。)在这样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各省举人再取同乡京官印结，联衔投书都察院，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也许正是由于此种原因，《公车上书》所附题名录仅包括十六省举人六百零三人，（含康有为在内）(《公车上书记》附《公车上书题名》。)。尚不及都察院代递条陈数多。在都察院所递条陈的台湾、奉天、山东、浙江、河南、江西六省举人，均不见于《题名录》，盖其中必有“取回知单者”。

　　再有，康有为所指出“妄造非言恐吓”的“闽人编修黄□曾者”，应为翰林院编修黄曾源，光绪十六年庚寅科二甲进士，系正黄旗汉军人。由清宫档案观之，此人处处与维新派作对。当康有为等力主拒和迁都，以图再战时，黄则针锋相对地提出“请权利害以维和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军机奏片。)，甘心充当孙毓汶走卒；当戊戌政变前夕，日本罢相伊藤博文到京，维新派提出设立懋勤殿，招东西洋*家以议政时，黄曾源则与此相反，提出“借才非现在所宜”、“伊藤不宜依礼”“和俄以疑英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月初五日军机奏片。)。完全是一副后党腔调，故康称其“孙之心腹也”。康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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