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康有为称，自三月二十八日，既有数省举人到都察院呈递奏章，以至达到了“衣冠塞途”“章满察院”的程度。而都察院却无动于衷，一直拖到四月初四日方陆续呈递。是何种原因促使都察院于初四日改弦更张，将举人上书尽达于朝？只要翻阅文廷式的《闻尘偶记》便很容易找到答案。文氏曰：

　　“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马关约至，在廷皆知事在必行，不复有言。余独以为公论不可不伸于天下，遂约戴少怀庶子鸿慈，首先论之；都中多未见其约款，余录之遍示同人。俄而御史争之，宗室贝勒、公、将军之内廷行走者争之，上书房、南书房之翰林争之。于是，内阁、总署及各部司员各具公疏，大臣中单疏者亦十余人，于是，各省之公车会试京师者亦联名具疏，请都察院代奏。都察院初难之，故迟迟不上。余乃劾都察院壅上听，抑公议，上命廷寄问之。裕德、徐郙始惧，不数日悉上，时和议几沮。先是忧危日甚，人不聊生，至是士庶之心益愤，旦夕汹汹，其详余别有日记。”

　　文廷式说，都察院对各公车上书。“初难之”，经其弹劾后，“不数日悉上”，此说与史实相符。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文廷式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确曾递上《和约难就战事尤当预防折》，该折第二个附片即为《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旨切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军机奏片。)，该片为各言文书所未载，现摘录如下：

　　“再都察院为通达民情之所，闻近日凡有京控之案，均遭驳回。人言啧啧，已成怨府。此次各京官联衔及各省举人公呈，闻该堂官已允代奏，尚属知缓急。惟闻事隔七、八日，尚未进达宸聪。事关大计，如此迟延，使我皇上不得洞悉民情，未知何意，应请旨严行切责，以儆惰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廷式《都察院代奏公呈迟延请旨切责片》，《录副奏折》。)

　　文廷式折片递上后，当日军机大臣即“面奉谕旨，交都察院堂官阅看，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军机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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