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关于《公车上书》是否向都察院递呈。

　　多年来，史学界沿袭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的说法：

　　“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公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30页。又台湾学者黄彰健书康氏此说即不予采信，详见《戊戌变法史研究》第588、589页。)

　　康有为此处说得十分清楚，此书草就后曾经梁启超、麦孺博缮写，传阅，四月初八日到都察院投递，都察院因条约既已用宝，拒不代呈。

　　首先，康氏此说，与清宫档案所记诸多不合。据《随手登记档》记载，四月初八日都察院代递折件凡十五件之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随手登记档》。)，惟独不见康有为上书的原呈。都察院在代呈折中称：“各该呈词字句间有未尽检点之处，惟事关重大，情词迫切，既据该职该举人等各取具同乡京官印结，呈递前来，臣等不敢壅于上闻。再原呈字数较多，若照例钞录进呈，恐致耽延时日，是以未便拘泥成例，谨将原呈十五件恭呈御览。”(《都察院代递选用道李光汉等条陈时务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58页。)四月初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忧候补道易顺鼎条陈等十二件。(《都察院代递候补道易顺鼎等条陈时务呈文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68页。)四月十一日，都察院又代递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人领衔的条陈七件(《都察院代递奉恩将军宗室增杰等条陈折》，见《中日战争》第四册第88页。)。直至四月十五日都察院还代递江西举人罗济美等人的条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军机奏片。)。以上事实说明，都察院并没有因为朝廷决定签约和用宝，而拒绝代呈各省举人条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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