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1912年4月18、17日《民立报》。此文已收编于《孙中山全集》第2册。)孙中山认为，“中国商业之日就窳败，其故由天地自然之利不能兴，工商陈腐之习不能启，……皆满清专制之病”，民国政府对实业应“扶助而掖励之，则将来之富强可操左券而得。”(1912年4月18、17日《民立报》。此文已收编于《孙中山全集》第2册。)在他的这些思想指导下，民国政府有关实业的管理部门，对商人办企业给予支持。例如实业部就主张学习“东西文明国，商业登记，例归初级审判厅职掌，以便商人就近登记”，并且对于股份公司，“以恤商起见，减其征额”；对于“独出资本之商号，……宜一体允其自由呈注，不令偏枯。”(《临时政府公报》29号，《辛亥革命资料》，中华书局1961年第1号，第232页。)以孙中山为首的民国政府所造成的促进实业发展的民主气氛，迫使袁世凯也不得不作：“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首，《文辞》第3页，新中国图书局1936年版。)的表示。一时工业建设会、实业团、民生团等与发展实业有关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政府颁发有利于资本主义实业兴盛的条例也不少，1912—1915年间，如：《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公司条例》、《公司保息条例》、《矿业条例》等。这些，在使辛亥革命后资本主义以较快速度增长起了很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余元，又是1913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以上。这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有所放松有关，但这期间日本乘机入侵的势头是大大加强的。因此，这段时间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实为辛亥革命所起重大作用就无疑义了。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济亦有所发展，据很不完全统计，1933年投资总额表面为四亿余元，实际远不止此数，因为三十名雇工以下和不使用机器动力者未统计在内。(上述统计数字见陈真、姚洛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4—57页。)
以上事实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波浪式前进的。这固然是由于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要素，也与每一次民主运动的推进有关。
然而民主制度直至1949年前，未曾站稳脚跟，封建式的专制乃至独裁，从清王朝到北洋军阀、国民党的统治，顽强地压制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虽在历史上起过提倡维持的积极作用，但后来却为封建势力渗透到企业内部提供方便。从19世纪90年代起清政府每年都要对轮、电、矿等企业劫取大量报效；官吏引用和推荐私人，督办、会办、帮办、坐办、提调等名目繁多的官员成堆，领干薪和靠干股分红利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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