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轮船航运是为了“使我内河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第三三页。)轮船招商局办成之后，首先挤垮并收买了旗昌轮船公司，接着又多次粉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削价竞争的阴谋，迫使其坐在谈判桌上签订了几次齐价合同，达到了“分洋商之利”的目的。架设电线办电报局，是在外国大北、大东等电报公司侵入沿海并向内地发展情况下开始的。其目的是要改变“反客为主”的局面，“以遏其机而杜其渐”。(盛档，盛宣怀《禀李鸿章稿》，光绪八年。)稍事经营，果然奏效，通过竞争和谈判，大北、大东不得不拆除吴淞和福厦旱线，其海线也不能上岸而不得不置于趸船之上。煤炭的开采是为了“采中土之煤，利自我兴”，不使“利自外流”，除湖北煤铁开采总局因官款官办等原因以失败告终外，基隆、开平等煤矿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铅铜钢铁等金属的开采和冶炼，虽经营不尽理想，但也多少达到了目的。铁路的筹建，以号称“中权干路”的芦汉铁路为始点，向东西南北延伸，比较有效地防止了英路北趋俄路南引。银行的创办也早已酝酿，主要竞争对象是外国在华设立的银行，中国第一家由盛宣怀主持下办成的中国通商银行，“集举国之财”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经济枢纽的作用，使外国在中国的银行多一劲敌。至于纺织等轻工业均是如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洋务军用企业及其在相当程度上所导致产生的民用工业，其资本主义性质与一般民间投资所办企业是一致的：追逐剩余价值和尽可能高地攫取利润相同，引进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以期做到高效率的生产相同，与外商竞争相同，作为封建主义的对立面相同，体现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亦相同。有什么理由和必要区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并把前者划在资本帝国主义相结合那一边呢？如果因为投资者的成份不同而加以区分的话，那就成问题了。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份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份；如果是因为企业与政权挂钩不是或相当程度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加以区分的话，那也有问题，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营企业难道就不是经济实体吗？而且在洋务运动初期，不是官为倡导和维持，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会那样顺利办成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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