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己制造的准备。(见道光二十二年《筹办夷务始末》卷47，第16页。)掌云南监察御史福珠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件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筹办夷务始末》卷37，第20—21页。)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变为我有，以制造新式*，一时成为思潮和风气。在19世纪40年代前五、六年，士人群起钻研科学技术并著书立说，据粗略计算：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汪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统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请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在那时，如果不把西洋先进船炮利器转为我有，就不能战胜外敌，几乎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
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制造利器以制敌的思潮的同时，出现了以魏源为代表的“师夷长技以制夷”，鼓励沿海商民投资办厂，不仅制造军用产品也制造民用产品以与外洋商人角胜于市场的思想，以及梁廷枬、徐继畲、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提议采西学、制洋器，甚至发出“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议论。这些都反映了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性，和中国社会制度必须变革的趋势。
客观经济规律和人们主观意识的反映，都表明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业的酝酿已经成熟，只待揿动绿灯的电钮以让资本主义电流通过了。这个让资本主义电流通过的电钮是洋务派揿动的。他们虽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却发展了与自己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起了历史的促进作用。
谁都清楚，资本主义经济需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与之相适应，尽管洋务派中某些人对此有所意识。但由于清朝政府的顽固立场以及洋务派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当时还不可能进行*制度的改革。这就规定了经济与*处于矛盾之中。这个矛盾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中曲折地暴露了出来。号称“不败而败”的中法战争，其“不败”，主要是由于经过洋务运动，清军已有了新式武器，不仅有初具规模的海军舰队、比较新式的防御工事，而且也已有一些军队使用后膛枪炮。因此，所谓“不败”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但却签订了比之南京、天津等屈辱条约稍好，但还是一个不平等的《中法越南新约》。这个所谓“而败”是*上腐朽造成的，马江之役的惨败是明显的例证。因此，1885年后掀起了变专制为民主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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