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正月上折请开制度局，军机大臣皆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拖到五月，在光绪帝严责催促下，经总署大臣、军机大臣两上两下的复议，仍不能通过，“皇上震怒”，亲书诛谕责之，发令再议。到了六月，他们才“择其细端末节准行”，“余乃驳斥”。七月，康有为重申前议，再次请开制度局，“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三页。)。京师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盈廷醉生梦死之人，“几欲得康之肉而食之”(《戊戌政变记》，第七一页。)。由于守旧大臣的阻挠，制度局始终未能设置。

　　七月十六日，光绪帝下诏裁撤六衙、三巡抚。“京师冗散卿侍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者将及万人”。令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二六○页。)。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印信、文卷无人过问，厅事、户牖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梦焦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五页。)。城里裁官的“讹言”，“一夕数惊”，守旧诸臣“皆惴惴不自保”，“喧噪不已”，大有民不聊生之戚(《梦蕉亭杂记》，《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五页。)。那拉氏也亲自出马，斥责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七六页。)？

　　地方上督、抚、布按等封疆大吏，支持新政，认真执行改革官制各项谕旨的，也为数极少。多数是“敷衍塞责，任意迁延”。变法期间，光绪帝几次下诏命令督抚严核层员，以澄清吏治；命大学士、军机大臣和督抚将军详议京外应裁文武缺及归并事宜；后又要求督抚将现有各局中冗员，一律裁撤净尽，“限一月办浚覆奏。”但各省督抚或沥陈办事艰难，“吁恳稍宽时日”，或竟称“裁无可裁，减无可减”(《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十二页。)。还有些人置若罔闻，不予理采，没有一字复电。据统计，二十一省中，仅有三省裁去武官三百八十三人。三省拟裁通同佐贰几十人，而实际并未实行。各省新增设的衙门也寥寥无几。多数督抚大员，于改革官制毫无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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