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二页。)。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西方学来的资产阶级*学说，是零散的，片断的，理论上显得那样浅薄。这就使他们对新官制的设想还很粗略，并且掺杂着大量封建性的东西。有的显得幼稚可笑，有的则不伦不类。但是，“设议院”，“公举法”，这些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的概念，毕竟给他们对新官制的设想，增添了一些绚丽的色彩，而使当时的人们耳目一新。

　　为了使官制改革顺利进行，减轻阻力，梁启超还专门提出了三条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一曰“如其爵位”，对满人亲王、郡王及枢臣、督抚等内外诸官，按品级分别授予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日“得充上议员”，使其“富贵不失，恩荣依然”。有才者，仍可予国事；不肖者，“亦可支门楣”。二曰“免其办事”。具体作法是，使官差相分离，设新班而不去旧班，委新班以“差事”，使其“虽无其名，而有其权”，旧班则“虽无其权，仍有其名”。三曰“增其廉俸”，使那般昔日的达官贵人，虽“不能藉官以取暴富”，“犹可藉官以免饥寒”。梁启超认为，这样做即可“新旧相安”，“谣□必消，阻碍自少”(《变法后安置宋旧大臣之法》，《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这固然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的软弱，但从策略上讲，似也不无可取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在要不要设议院问题上，维新派内部出现了分歧。谭嗣同、林旭等始终坚持“先设议院，以固民心”。但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却有所变化。近年来内务府档案中发现的康有为戊戌奏折原稿抄本《杰士上书汇录》及他进呈的《波兰分灭记》、《日本变政考》等书中，都确凿地证明，康有为在一八九八年春天以后，不再提设议院了，而是打出了“开制度局”的旗号。

　　一八九八年正月，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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