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四○页。)。康有为认为，要维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为第一要义”。如果以今日之法、今日之官，虽然皇帝“日下一上谕言维新”，也是徒劳无益(《康有为传》，《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三四页。)。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三四页。)。他在《时务报》上发表了题为《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一文，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二一页。)。
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所以把变官制提到变法维新的首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手握重权的守旧官吏是推行新法的极大障碍。对此，杨深秀曾有过较为深刻的剖析。他说，那些封建大吏“或年老不能读书，或气衰不能任事。不能读书，则难考新政；不能任事，则畏闻兴作。”这些人虑及新法的推行，“于旧官必多更革，于旧人必多褫斥，于其富贵之图，大有不便。”总之一句话，变法维新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存亡，因而“惟有出全力以阻挠之，造谣言以摇惑之”(《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二页。)。
为了推动官制改革，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清朝的官制吏治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和深刻地揭露。
1．冗员充斥，一事不举
维新派指出，举国上下冗员充斥，是清朝官制的一大弊端。陶模在《培养人材疏》中说，“天下大弊在于官多”。官有限而候补之官无限，“于是有筮仕一二十年而不得一事者”。待混得一官半职，已是久困之余，“难言志节”。于是“文官则剥民蚀帑，武官则侵饷缺额”(《陶模等奏议》，《戊戌变法资料》（二），第二七○页。)，几乎相习成风。
康广仁等办的《知新报》也分析了清朝官制的两大弊端。一是无专责。一部之中，堂官已六，欲举一事，尚侍互让。一省之中，督抚同城，欲创一利，则彼此相轧。官于内者，“摄六部而兼数差”，拱立画诺，事皆不谙；官于外者，“以一人而总百事”，互相牵制，互相推诿，互相倾陷，一事不成。二是养冗员。“官无专事，事无专责”，不仅俸廪虚糜，而且芜敝丛生。“会议而不成一事，绊制而徒以自扰”，政令如何能够推行(《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二九一至二九二页。)？还有人指出：冗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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