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旧党人所挟以得科举者曰八股，现一变而务实学，其进身之阶将绝；他们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如今一变而任才能，则他们骄人之具将穷；他们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现一变而核名实，则他们的子孙之谋将断。今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兢而始能获。循常习故，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一旦变法，改官制，凡当官的都必须认真办事，而他们“既无学问，又无才干，并无精力”，何以能办？不能办事，又不肯舍掉数十年来资俸奔兢，千辛万苦得来的官位，而为贤者让路。“故反复计较，莫如出死力以阻挠之”(《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
百日维新开始后，光绪帝曾屡次下诏申斥守旧官僚，“狃于积习，不知振作”，“经再三训诫，而犹阳奉阴违”(《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六三页。)。光绪还当面质问总理衙门大臣：“汝等欲一事不办乎？”一再要求“凡在廷大小臣工，务当洗心革面，力任其艰”，于应办各事，明定期限，不准稍涉迟玩，倘仍因循苟且，“定必严加惩处”(《戊戌变法资料》（二），第六三页。)。为了表示令出即行，对敢于阻塞言路的礼部六堂官怀塔布、许应□、□岫等一并革职。同时嘉奖敢于斗争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对在湖南力行新政的陈宝箴大加表彰。这些措施对推动官制改革和变法运动，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封建顽固势力实在太大了。为了减轻压力，康有为建议光绪帝“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戊戌政变记》，第一六页。)。他一面要求对“坏滥极矣”的官制加以改革，一面又要“存冗官以容旧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四），第一五七页。)。
百日维新开始后，从京中的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督抚、将军；从守旧的科举士子，到顽固派的总后台那拉氏，“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戊戌变法资料》（三），第三四页。)，对官制改革极尽攻击破坏之能事。
反对官制改革最力的是中央的枢臣大吏。大学士刚毅“痛心疾首于新政”，尝于西后前“伏地痛哭”，指责新政(《慈禧传信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四八六页。)。大学士徐桐在朝廷议及官制时，有恃无恐地说：“先革去老夫，徐议未迟”(《戊戌履霜录》，《戊戌变法资料》（一），第三六八页。)。凡遇诏下，“枢臣俱模棱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办过”(《清廷戊戌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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