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机制，就是指政府这一社会中心体对社会结构不断分化而带来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调控机制与处理能力。严格地说，在前近代无分化的同质社会期，直隶地区的这种*机制极为薄弱，地方上诸多社会层面实际上处于“虽分门别户，事权究合而不分”或“无为而治”的状态。19-20世纪之交直隶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也与当时该地官府的行政合力僵化有一定关系。不可否认，此后由列强设立的天津都统衙门曾通过引用一套西方式的城市管理系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天津城市失控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一种示范效应。惟其如此，负责接收天津的袁世凯，不但全盘保留了都统衙门的所有机构，而且又在这一基础上，积极借鉴西方和日本*体制，进一步对直隶传统的地方政权机构加以整治，在厉行北洋新政的同时，创榛辟莽，构建出一套“全国所瞻式”的社会整合模式。
（一）建立通省一体的警察网，以新的警察制代替旧的保甲制。
袁世凯督直伊始，天津尚处在八国联军的殖民统治之下，总督衙门暂于省垣保定驻署办公。其时，他已预筹天津收回的善后事宜。鉴于列强“距天津二十里之内，清国不得驻屯军队”（注：周叔ｔāｏ＠①：《周止庵先生别传》，第1页。）的蛮横规定，加之传统“保甲流弊，防盗不足，扰民有余”，袁氏先是在1902年春，“查照西法，拟定章程，在保定省城设警务总局一所，分局五所”（注：天津图书馆等编：《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5页。），继责令亲信候补道赵秉钧创办了警务学堂，培养巡警官弁，中国近代警政遂由此而开其端绪。“及津收回，世凯以新练两营改编巡警，来津驻扎”（注：王守恂：《天津政俗沿革记》，民国廿七年刻本，卷14，第8页。），在直隶总督衙门管辖的天津河北区一带地方，设立了一所巡警总局，同时也承继了都统衙门遗留的警察机关，设立了两所警察总局。不久，“由于在执行勤务上各种弊病的接连发生，所以城内的两个总局合并为南段巡警总局，在河北的则作为北段巡警总局”（注：天津地方志编修委员会总编室编：《二十世纪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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