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概况》（以下简称《概况》）1986年油印本，第170页。）。其中，前者位处市内金汤桥河西，分为警察、四乡警察、捐务、工程四科，委赵秉钧为总办；后者设在河北贾家口，以淮军军制编组，由游击统领之，但其“警察事务的执行，事无巨细全都以南段警察总局所规定的各项规则为准绳”（注：《概况》第171页。）。是年冬，袁世凯在津续设了天津警务学堂，并于次年初将保定警务学堂并入天津警务学堂，改称北洋巡警学堂。1904年，袁世凯又奏设了天津四乡巡警总局，大体完成了创建天津城厢新警政的工作。
新警制在津、保初行后，立刻显示出优于保甲制度的效力，庚子前后一直动荡不定的地方治安得以“渐臻静谧，宵小不至横行”（注：《袁世凯奏议》中册，第615页。）。袁世凯由此决定以天津四乡为楷模，通饬其他各府州县一律仿行照办。其具体办法是“以村计户，保举警员，官督绅办，自筹经费。”（注：《大公报》第978号。）在袁世凯的责令及后来成立的直隶警务处的督率下，直隶各府州县纷纷创办警政，颇有成效。例如：
香河县，“其警额共募三百五十名，分驻各村，每名饷银三两，由各村青苗会自行筹发，并由顺天府领枪三百六十枝，除县署十枝外，其余由各保按警额分领。嗣由顺天府派来教练官一员，设警察教练所于城内，轮调各警，分班教练”（注：民国《香河县志》卷4，行政组织，第41页。）。
束鹿县，“向分十八疃……各疃所属大小三百零九村……四乡则照上年学堂办法，将东西南北划分四区，每区分设一局……按疃订地，按地募兵，按兵摊费”（注：甘厚慈辑：《北洋公牍类纂》卷9，警察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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