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结构中进行，而一定的经济阶段则与相应的经济组织制度相联系。在19世纪后半期，直隶地方与前近代一脉相承，主要有会馆、行会等地缘性和业缘性的社会经济组织。它们“联乡情”、“固行谊”、“为同业谋利益”、“维护同业之信用”，活跃于城镇集市之中，成为一地社会工商业的主体和基本组织单位。据张焘《津门杂记》记载，同光年间，天津有山西会馆二，闽粤会馆、潮帮公所、江西会馆、绍兴会馆、山东济宁会馆、当行公所、邵武公所、怀庆会馆、吴楚公所、庐阳公所各一。（注：张焘撰，丁绵孙、王黎雅点校：《津门杂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清末时，保定共有外省会馆10余处，如湖广会馆、三晋会馆以及南宫、冀州等6个州县组织的冀州会馆等。一些大行业还组织了杂货行、煤行、木行、染业行等行会事务所。（注：晓舟等：《保定商会》，见《河北文史集粹·工商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由于这类组织带有明显的界域特征，分散性、封闭性、排他性较强，因而难以适应正在发育增长的城乡市场统一的内在要求。时人言：“天津商人势散而识拙，故见利则互相争，而见害则各不相救，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注：《天津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北洋官报》第76册。），可谓一针见血，切中其弊。特别是津城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后，银根枯竭，百业凋敝，市面上充满了愁云惨雾，一派萧条混乱。而各行业互不串通、各自为政的状况又无法扭转局势。有鉴于此，袁世凯莅津的当月，除了设立巡警局、银元局、官银号，进行社会秩序、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治理与干预外，还特别重视行业协会的社会整合作用，饬令属官相继成立了天津商务局、商务公所、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农务总会等具有近代性的官督商办经济机构或新式经济社团。

　　天津商务局与商务公所　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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