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开始之后，康有为又将《日本变政考》一书改写为十二卷本，再次呈进。故宫博物院所藏即此种版本。在这里康有为以按语形式，极为详尽、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开国会、设议院的态度。

　　首先，康有为肯定了国会、议院乃泰西第一要政，“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他还用了许多笔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泰西各国略如此，然而皆强矣。”而中国却将国家大事，交少数大臣谋之，虽“至重至密，然而割地失权，岌岌恐亡矣。”(均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原本。）)接着，康有为又从历史上论证，议院在中国古已有之：“昔先王治天下，无不与民共之。传言文王与国人交，洪范云谋及庶人”，“凡此皆民选议院之开端也”(均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原本。）)。按理，他应该得出在中国尽快召开国会的结论，恰恰相反，所得的结论是，“惟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均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原本。）)康有为还一再提醒光绪不可操之过急，“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均见康有为《日本变政考》。（戊戌进呈原本。）)其原因是“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鼓，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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