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奏稿》一书却围绕开国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纂。譬如：

　　　第一、重新改写了代阔普通武所作的开国会折。

　　《奏稿》中所收录的代阔普通武《请定立宪开国会折》所署时间为戊戌“六月”。该折称：

　　“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极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采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均见康有为《戊戌奏稿》。上海广智书局版。)

　　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力主“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而在此处却又主张限制君权，“人主尊为神圣，不受受责任，”全然是水火不相容的观点，孰是孰非？长期以来，人们是相信《奏稿》的，并把开国会当作康有为等维新派的*纲领。康在此折中称：“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严然将开国会视作“本”，其余则是“末”。但是，这种说法是难以置信的。

　　据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日军机登录档所载：“内阁学士阔普通武折，请设议院由……恭呈慈览。”阔普通武所上原折，至今仍完好无损。该折云：

　　“奴才窃思欲除壅蔽，莫如仿照泰西，设立议院。……拟请设立上下议院，无事讲求时务，有时集群会议，议妥由总理衙门代奏，外省由督抚代奏。可行者，酌用；不可行者，置之。事虽议于下，而可否之权仍操之自上，庶免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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