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就“中体西用”文化观在当时所具的舆论倾向和社会效应而言，至于就孙家鼐个人来说，他在办学态度上并不是事事都奉中学为“宗主”，也还没有硬要用中学包罗西学。例如，他在办医学堂的问题上，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医学衰落的事实，批评儒家把医学当做小学的错误，称赞泰西把医科列于大学、重视医药事业的做法。他在办医学堂的宗旨上，明确主张中西并重，他写道：“臣考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脏腑，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本，辨别虚实，西不如中。”这种态度，不能不说还是颇为开明，颇有革新精神和首创精神的（见《遵旨详拟医学堂办法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况且，正在热衷于推行新政的光绪帝，对于张之洞的《劝学篇》也大加赞许，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初七下达的《上谕》说它“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且著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上谕》，见《戊戌变法》（二）第43页。)。于是《劝学篇》乃得以挟朝廷之令而风行海内，十日中三易其版，俨然成为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官方定论。康梁等维新派人士当时的确也没有公开否定“中学为体”的见识和胆略，因此面对张之洞诸人以“中体西用”为堂皇旗号发动对“新学”的攻击时，康梁等就处在了一种无力反驳的尴尬境地。而守旧派则从张之洞“明纲”“宗经”的论说中得到了支持和鼓舞，他们对《劝学篇》交口称誉，引为同道，有的人则干脆把张之洞奉若讨伐康梁“新学”的盟主了。
张之洞编著《劝学篇》，是针对康梁“新学”而发的，这在其《序》中已经讲得很明白。张之洞明言，他所反对的重点，在于那些“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制造出来并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劝学篇》虽然未曾提及“中体西用”的术语，但是“中体西用”确为《劝学篇》贯彻全书的基本思路。也可以说，“中体西用”就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与康梁“新学”相对立的文化纲领。例如，《劝学篇》批评治学的偏颇，则说：“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介绍该书的体例，则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又说：“内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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