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认为西方导致富强的根本原因，不在器物技艺之“末”，而在政法学理之“本”，那么中国为着也像西方国家一样走上富强之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西学之“本”？

　　既然汲取西学之“本”的重要性大于摹习西学之“末”，那么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究竟应该怎样处理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学，它能不能成为维新派所提倡的“新学”的“体”或“本”？

　　这些在洋务运动后期已经开始引人注目的问题，这时以更加逼人的势态，摆到人们面前。维新派的思想家们，以革新者的勇气和自信，奋力破除成见，就这些文化观念问题，做出了当时社会状态下惊世骇俗的回答。尽管为时代条件所限，他们着力新建的文化观中包含着众多的杂质、惊人的混乱、纷纭的歧见，以及随着*气候的变化而不断产生着摇摆与分化，但是应当说，作为维新思潮主体的康梁“新学”，就其实质而不就其声明来看，它已经不是“中体西用”论的拥戴者，相反地，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中体西用”论的掘墓人。康有为固然为着变法改制而时时不忘托古、尊圣、崇经，但是他在中西会通的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力主“折取”“泰西政教”之长，用来变中国之成法，这是始终一贯而从不含糊的。所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所提倡的“会通中西”的文化观，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泛泛论述中西文化可以互补，更不是在标榜“中体西用”。这时康有为等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经进展到确认“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开辟地球，横绝宇内”，根本原因是在于“新法之书，一名一器，莫不有学”(《日本书目序》，上海大同书局版，第2页。)。因而他们提倡“会通中西”的实际用意，无非是在提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治国建邦的西学，推进中国的变法改制，以求达到“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现于我中国大陆”的目的。可见，康梁“新学”的中西文化观已远非“中体西用”论所可包容，即使说他们还打着“中体西用”的招牌，也是名存而实亡、名是而实非了。在反对变法改制的一些人士看来，维新派的“中体西用”之类的声明，无疑是口是而心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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