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显然，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儒臣者以此。厥后文襄门下如康有为辈，误会宗旨，不知文襄一片不得已之苦心，遂倡言变法行新政，卒酿成戊戌庚子之祸。东坡所谓“其父*报仇，其子必且行劫。”呜乎，文襄之作《劝学篇》，又文襄不得已也，绝康梁并以谢天下尔。韩子曰：“荀子大醇而小疵”，吾谓文襄亦云然。(《张文襄幕府纪闻》卷上，《辜鸿铭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8页。)辜鸿铭说张之洞“效西法”“图富强”的最终目的是在“保名教”，这种逻辑未免牵强可笑，至于婉转指责张之洞不得已而“效西法”构成“小疵”，于“戊戌庚子之祸”的形成有责，乃不得不作《劝学篇》以“绝康梁”“谢天下”，这倒是颇为生动地描述出戊戌时张之洞一派人士之所以大事张扬地鼓吹“明纲”“保教”的心理状态。他们是在借此以划清与康梁的界限，保全自己。张之洞等这时倾力宣讲“中体西用”，正是为着向康梁“新学”揭立敌帜。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体西用”论虽逐步有所发展，但其基本宗旨却始终是着眼于阐释在不触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采纳西学以为用的必要。而今在维新派起来提倡变法改制的新形势下，张之洞等洋务派人士依旧把“中体西用”作为他们的文化论纲，不过这时他们标榜“中体西用”的意图，已经变成是在强调采纳西学以为用的时候，必须把中学确立为思想行为的准则了。光绪二十三年初（1897），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奉旨筹办京师大学堂。筹办京师大学堂，这是实行新法新政的一项重要措施，旨在提倡中西兼学，尤重于讲求西学(参见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二十二日《上谕》，《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5页；卷四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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