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诸野？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孟子所谓“用夷”，“夷”谓荆楚。楚，周之臣子而僭天子，宜桓文之攘之也。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此等皆中儒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第143—145页。)

　　吴汝纶虽然还是把西学限在天算格致范围内，但是这种认识的出现，无疑是对按照“中体西用”“中本西末”为模式讲求西学的“边见”（偏见）的批判，只不过他没有公开提出参照“西体”实行变法的主张，没有公开主张改变“中体西用”的观念而已。洋务派中出现这样一些议论，说明了在戊戌变法的前夕，中国文化论坛上，有别于唯以办洋务为事的“向西方学习”的新高潮已经兴起，“中体西用”的模式已经无法框住这种新的文化主张、新的思想内容。

　　不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为着提出变法的学理和根据，而“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时，还是小心翼翼地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从光绪到康有为，他们在决心推行变法措施、发表变法议论的时候，常常是先把“中体西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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