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宗旨宜先定也。中国五千年来，神圣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日后分科设教，及推广各省，一切均应抱定此意，千变万化，语不离宗。(《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第五上，第17—20页。)

　　可以看出，孙家鼐讲“体”“用”之别，是为着明确“主”“辅”地位的不同。他坚持的原则是，只能“以中学包罗西学”，不允许“以西学凌驾中学”，反对像日本那样“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这种在承办提倡西学的事务时，偏要强调“中学为体”的议论，是表达了认识仍停留在早期洋务观念的当权大员们对变法改制的担心。孙家鼐在上奏折请求印发《校邠庐抗议》供变法参考的同一天（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还上了一道《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严禁悖书疏》，疏中对一般中西书籍均持宽容态度，唯有对康有为著述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的言论极力抨击，主张加以严禁，理由是：“窃恐以此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谓素王可作。是学堂之设，本以教育人才，而转以蛊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见《戊戌变法》（二）第431页。)可见，在变法高潮中，在执行和实施新政的过程中，打起当时为统治阶层所不敢非议的“尊崇中学，以立根本”的这面旗帜，无论就其所具的合法性来看，还是就当时广大知识层所宜于接受的程度来看，都无疑是架起了一道维新派最难突破的思想防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