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当着维新思潮兴起之际，“中体西用”论的现实作用起了重大变化。对于维新派来说，它确实已经成为一种不起实质性作用的套语，可是当时它在文化论坛上确确实实还有着很大作用，只不过这并不是推动维新的作用，而是反对维新的作用了。梁启超所说的最乐道“中体西用”的张之洞，恰恰就是用这种“中体西用”论来反对康梁“新学”、反对维新变法的主要代表。“中体西用”论的形式未变，但基调变了——从提倡采西学的革新基调一变而为反对以西方为模式实行变法改制的保守基调。

　　“中体西用”文化观发生这一实质性嬗变，有着具体的时代背景。甲午之后，随着维新思潮的勃兴，文化阵线上的老对手——守旧派与洋务派之间的关系，相对缓解下来，他们在文化思想上渐趋合流。这种合流的趋势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守旧派文化观念的主调，渐从“排外拒洋”，转为“中体西用”；坚持“排外拒洋”者，固然有之，但已较为沉寂，或者说暂时缄默。另一方面，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形式上虽无变化，实际上却逐渐发生了重点转移，从强调“西用”以反对守旧派，逐渐转为强调“中体”以反对维新派。特别是，随着变法高潮的到来，旧的统治秩序受到致命震撼之际，维新与洋务立呈分道扬镳的阵势，这时候洋务派中有些已具有相当激进的改革见解的人士，并没有因时俱进，成为维新变法的中坚；而以张之洞为主要代表的一些洋务派头面人物，则公然出面和维新思潮划清界限，变成了反对维新变法的卫道者。他们的这种做法，固然是从现实*力量的对比出发而采取的一种保身之谋，但也确实表露出他们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上，与康梁“新学”存在着本质差异。

　　在张之洞幕府中干了二十多年，并且深受张之洞倚重的辜鸿铭，在《张文襄幕府纪闻》中对张之洞思想倾向的演变，做过概括的描述。他说，张之洞一派“清流党”。早年便不满曾、李；而所不满者，是认为曾、李“所定天下之大计”，“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清流党”不同，是以维持名教为己任的。接着，辜鸿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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