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劝学篇》中，对康梁“新学”的批评，集中于《内篇》，其议论的重点是两个：一是推崇纲常，二是反对民权。两者相呼应，再加以其他角度的论证衬托，便把坚持还是反对“中学为体”，作为他们和康梁“新学”的根本分歧所在，表达清楚了。

　　“明纲”说，是从论证三纲为神圣原则的角度，说明“中学为体”具有绝对性质。张之洞在论述这个问题时，与一切守旧人士有个共同之处，就是只管宣布三纲必然具有不可变易的神圣性质，而根本不去回答三纲何以神圣、何以不会变易的问题。他说，“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劝学篇·序》，《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二，第1—4页。以下凡引自该篇者，仅注各章题目。)；又说，三纲乃“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明纲》。)，这都是为着证明三纲是“不可与民变革”的*的本原、文化的主体。按照这样的准则，举凡鼓吹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化观念、主张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自然均属荒诞悖谬之论。所以他写道：“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明纲》。)这种非常霸道的宣判，与守旧派的言论是毫无二致的，它只不过是凭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法专制制度及其相应的文化与习俗，来垄断舆论，震慑人心。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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