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如其昏惰无志，空言无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国家颠■，圣教灭绝，则虽弟佗其冠，种禫其辞，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万世皆将怨之詈之，曰此尧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会通》。)

　　按说对于近代西学的先进性和中国学习它的必要性，张之洞在这里讲得算比较充分了，可是他在淋漓尽致地批评守旧派排斥西学的“自塞”“自欺”之后，却赶快补上一条，批评所谓“自扰”。什么是“自扰”？他是说“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这条批评，概括得虽很混乱，但其矛头无疑是指向康梁“新学”的。这明白无误地表露出张之洞的中西会通主张，贯穿着他的左右开弓的“中体西用”论的两重性，它是在着重批评维新派的同时又要批评守旧派的双刃宝剑。所以他才认为“中体西用”论是处理中学和西学关系的两全其美的办法：“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于愚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张之洞提倡中西会通，贯串的就是这钟精神。

　　张之洞的中西会通观，是以中学西学不能“糅杂”为限的。从形式上看，他主张中西会通，是力图调和中学西学，事实上他却是认为二者作用不同，只能“各司其职”，不能融汇，不能合一。正因为如此，他在提倡中西会通、讲习西学的论断中，仍旧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会通》。)。可见，这种“中体西用”的文化会通论，并不是真正在提倡两种文化“水乳交融”。试想，中学难道没有“应世事”的作用？西学难道没有“治身心”的功能？张之洞无法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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