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张之洞通过《劝学篇》想达到双重目的：固然要借此和维新派划清界限，但同时也委婉地有保留地表达他对新法新政的若干赞同之处。所以，并不能说他在提倡“务本以正人心”的同时又提倡“务通以开风气”纯属故作姿态、伪装开明。事实上，张之洞在他认可的范围内提倡中西学并重，的确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诚意。《劝学篇》分作内外二篇的这种结构，已经表明其“中体西用”的宗旨，是具有两重性的，也就是说，他的“中体西用”论包含着“中体”与“西用”兼纳并取的这层意图。所以，仅仅指出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是反对维新学说的保守的文化观，还是不够全面的。就反对维新派变法改制的主张而言，《劝学篇》重在强调“中体”；但是张之洞并不因此而轻视“西用”，他不像叶德辉之流，把西学完全看成无用邪说，以为只靠“正人心”就可以振衰起颓救中国。

　　应当承认，从《劝学篇·外篇》所列章目看，张之洞支持和提倡的西学，范围是颇为广泛的。从益民智的原则设想，到兴学堂、广游学、译书办报、改革科举、开矿修路、设立农工商兵诸学等等具体新政事项，均有所设计策划。这些都表明，张之洞的确认为在他所认定的不会触动“三纲”礼教原本的限度内，这些新政还是该实施的，并且认为这种有限度的变法恰为中国之急务。正因为这样，张之洞才把内外篇二十四章的总精神，概括为“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为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序》。)其间含糊不清的观念姑且不论，从这段论述中大体可以看出，张之洞对国际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危亡处境，还是有所认识的。他之所以要强调学西学的重要性，也正是从这种对现实形势的观察中得到的结论。《内篇》中《循序》一章，立意本是要讲学习西学必须先学好中学，打好底子，以免误入歧途；可是开篇第一句，却是强调必须学习西学，赫然写道：“今欲强中国、存中国，则不得不讲西学。”(《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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