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张之洞挖掉民权之魂，来谈论讲西学、致富强的道理，未免是遗珠买椟，无法把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精华所在，真正用到解决中华民族命运的根本大计上来。可是也应当看到，张之洞当时重视西学、试图调和中西的设想中，也包含着合理的积极的文化观念的成分。这一点，在《外篇》的《会通》一章中，表达得比较充分。

　　由于有推崇“中体”的思想在作怪，所以张之洞主张的中西会通思想，与康有为的中西会通思想，是有差别的。张之洞的会通观，没有构成破除中西文化界限、创制新文化学说体系的内涵。但是，两种会通观之间，确也有相通的甚至相同的内容。和康有为一样，张之洞关于中西文化会通的论述，也是强调了西学与中国古圣先贤的文化遗存不仅不相冲突，而且精义相通，从而证实西学是可以采纳并且是必须采纳的。他在《会通》章内，不厌其烦地罗列了近代西方学术、技艺、政策以及各种观念、风尚习俗，与中国古代经籍的精神义旨的相通之处。他不仅把西方现有的农、林、工、商、格致、化学、工艺、修路、开矿、练兵、造机器、办学堂、办报馆、倡游学、设立博物院和赛珍馆，以至做体操等等，都从中国的四书、《周礼》、《左传》以及其他典籍中，找到立义的依据，甚而连他所认定中国还难于实行的议院制，也从《周礼》中查出根源。他的结论是：“凡此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旨。”(《会通》。)和康梁“新学”相比，张之洞的这种中西文化义旨相通的议论，除掉避而不谈“改制”这个要害而外，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张之洞在做这番议论时，还小心翼翼地与那种说西学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庸俗观点划清界限，他特意说明：“然谓圣经皆以发其理，创其制，则是；谓圣经皆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用西人之法，则非。”(《会通》。)这就是说，现代西学其要旨虽与中国圣经的奥义相通，中国的圣经虽是现代西学创始的本源，但是古代的中国圣经并不等于、也不能替代现代的西学。这道理讲得无疑是很明智的。如果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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