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的中西并重说，与康梁的中西并重说之间，存在着看似细微实则巨大的差别。康梁倡导中西并重，甚至也标榜“中体西用”，实际上他们是在主张中国仿照“西体”改制变法。例如，光绪二十三年（1897），对张之洞还希冀甚重的梁启超曾在《上张南皮尚书书》中，提出办“*学院”兼习中西*学的主张，他写道：

　　故为今之计，莫若用*学院之意以提倡天下，因两湖之旧而示以所重。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梁启超说，学者如能做到这样，就会知道古代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上张南皮尚书书》，《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04—106页。)。与梁启超这种中西并重说相比较，愈加可以看明白，张之洞当时主张的中西并重说，是把不准在中国参照西学西法实行*变革，划定为不得逾越的界限的。

　　张之洞提倡的这种“调而不合”的“中体西用”文化观，所包含的合理成分和不通之处，它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中，都表现了出来。当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题，已经进展为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与传统的固有文化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中体西用”的文化观，便成了“两头不靠岸”的没有明确航向的孤舟，在依违两可、首鼠两端的状态中，它越来越变成中国文化近代化洪流中起阻挠作用的障碍。

　　严复等人对“中体西用”的批评及其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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