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借助“西学中源”说证明西学的可学可用时，不仅指出了中西文化义理相通而内容不等，并且还依据“今胜于古”的文化进化论进一步阐释了二者何以不相等。张之洞列举“中土之学术政教东渐西被”的史实，说明他相信中国文化曾有如下西传的历史：“先化佛国，次被欧洲，次第显然，不可诬也。”(《会通》。)接着，他便论证说，这个文化传播过程，是一个演变的过程。“中土”学术虽然流被西方，“然而学术治理，或推而愈精，或变而失正，均所不免。”(《会通》。)接着，他又进一步肯定了这种文化的演变趋势是进化的必然之势：

　　且智慧既开以后，心理同而后起胜，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处，且必有软过前人之处。即以中土才艺论之，算学、历法诸事，陶冶、雕织之工，何一不今胜于古。谓圣人所创可也，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万世之巧，圣人不能尽泄；万世之变，圣人不能豫知(《会通》。)。

　　不可否认，张之洞的文化进化论，是很精彩很有创新精神的。虽然所举例证仅限在“工艺”的范围之内，但敢于说“谓中土今日之工艺不胜于唐虞三代不可也”，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大思想解放，何况人们会举一反三，想到“工艺”之外的学术文化，也必当“今胜于古”。张之洞在这段议论里，还巧妙地躲开了难题，本来题目是作在说明西学本自中源，从而证实西学引进无碍，可是议论到“今胜于古”的时候，陡然转换成“即以中土才艺论之”；“西土”如何呢，避而不谈了。答案自是在不言中。他的议论的逻辑，本来就是想说，西学中许多学问源自中学又胜于中学，只不过有所顾忌，碍于出口而已。正因为内心所思的实情是这样，所以张之洞对于守旧派以种种借口排拒西学，批评得非常尖刻。他说，借口西法在中国六经古史中找不到明文依据而一概屏斥，那是“自塞”；借口西法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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