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而君主立宪自然是要通过采取限制君权扩大民权的设议院、立宪法一类的措施，把宗法的专制政权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所以，维新派变法改制的主张，不管其公开口号和实践手段是主张直接施行“君民共主”，还是推重君权而寄希望于“乾纲独断”，也不管变法的首领如康有为，主观上如何回避民权观念，其实质却只能是以承认民权在国家*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他们的*主张立论的前提。这是因为，只有承认民权的作用和价值，才得以推断出中国沿袭多年的君主专制的旧制已为时代所不容，成为国家发达兴旺的最大障碍，除变法改制，别无出路。
张之洞之所以在《劝学篇》专辟“正权”一章，反复驳斥民权观念，正是由于他意识到如何对待民权问题，乃是他们与康梁“新学”间分歧的焦点所在。在维新变法高潮中，张之洞抨击民权说是不遗余力的。他和一切守旧派一样，以不容置辩的口吻，把民权说宣布为“无一益而有百害”的“召乱之道”，并且预言“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正权》。)对民权说的仇视与恐惧，真是溢于言表。足见《劝学篇》的主旨，就是在主张中西兼习的大题目下，借助“中体西用”的论式，反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民主主义精华。洋务运动中兴起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它的宗旨、它的社会作用，终于在维新高潮中发生蜕变。“中体西用”已经不再是领导社会革新的新思潮，而是变成了一道阻挡汹涌的维新大潮的拦河坝。这时的“中体西用”论，才变成了一种以保守为基本倾向的文化观。
洋务派文化观的新矛盾：反维新而倡西学
虽然守旧派把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人士看成反对维新派的同盟军，可是如果说戊戌期间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文化观上已经完全与顽固守旧派沆瀣一气，那也是不公道的。《劝学篇》还是十分强调学习西学的。虽然张之洞所主张的是在“三纲为纲”的前提下学习西学，但他毕竟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大力学习西学已是一项极端重要并极端迫切的当务之急。在这一点上，张之洞的见识，与守旧派那种无知而蛮横地鄙薄和排拒西学，显然是不一样的。《劝学篇》在驳斥维新派的大前提下，还是相当郑重地阐述了学习西学的重要性，颇为详尽地介绍和解释了他所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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