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确有高明于守旧派之处，由于他毕竟对外国情况有较多的了解，所以他没有再用“严夷夏大防”的理由来论证中国纲常名教的优越。虽然他也说尊崇不变的纲常，乃是“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据所在，但是他不仅不说外国都是不懂礼义、没有伦常的夷狄蛮邦，相反地却努力证明外国也是尊崇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的。他说，西方各国和中国有差别，礼义文明不及中国，不过“西人礼制虽略，而礼意未尝尽废”，“西国固有君臣之伦”，“西国固有父子之伦”，“西国固有夫妇之伦”。这样说来，三纲就真像是具有与人类社会共在的绝对普遍性质，不仅古今不易，而且中外相通。张之洞正是依据这样的论证，以十分自信的口吻宣称：“诚以天秩民奕，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国，人师非此不能立教。”他说，一切提倡民权平等观念、希图改变纲常礼制的主张，不过都是专门援引西方的“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至于“创废三纲之议”，更是“怵心骇耳”的“非驴非马”谬论。他断言：“中无此政，西无此教”，“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明纲》。)。如果说把三纲看作中外共有的通则，是张之洞较诸顽固守旧派的高明之处，那么也应当说，张之洞对西方情况的这种理解，在逻辑上也就给“中体西用”论式自身埋下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既然西方也普遍存在并推崇三纲，那又何必独标“中学为体”，而把西学的意义只限定于“用”呢？如此说来，中国按照符合三纲的西政西教，改革变法，以求富强，又有何不可呢？张之洞陷入无法解脱的悖论中。
应当承认，在晚清的具体时代背景中，认识到西方社会也和中国一样，也有其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道德准则，而中西道德准则间也存在着某种共同性，这就是对中西文化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文化观念的这种进步，是随着风气的逐渐开通，许多人对西方的实际状况有了较为切实的了解而形成的。如果把张之洞这样的文化观念和谭嗣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文化观念做一比较，便会看到他们之间竟然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谭嗣同在著名的《报贝元徵》书中，花了很大篇幅，论证圣人之道的普遍性，他极力证明“道非圣人所独有”，“尤非中国所私有”。他说：“彼外洋莫不有之”，理由是：“夫伦常者，天道之所以生生，人道之所以存存，上下四旁亲疏远迩之所以相维相系，俾不至瓦解而土崩。”他认为，外国也有君臣、父子、夫妇关系，他们的伦常习俗虽不同于中国，但是仁、义、礼、智、信五伦具备，“果未有一举伦常而无之也”。“使彼无伦常，则不相爱，不相育，彼吞此噬，攻斗涣散，族类澌灭久矣。尚安能举国一心，孜孜图治，一旦远出中国上，如今日乎？”他的结论是，把外国看成禽兽，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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